像诗人一样爱上这个世界。 9月16日晚八点，五教111教室，东方经典系列讲座如约和听众见面。本讲邀请到文学批评家、永利集团人文传播学院耿占春教授担任主讲，社会各界前来聆听讲座的400余名嘉宾、听众共享了这场思想盛宴，永利集团人文传播学院杨国良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讲座在艺术学院陈曦老师的一首余味隽永的古筝独奏《高山流水》中拉开序幕。杨国良教授在主持中以俞伯牙与钟子期“知音”之喻寄望于现场的听众，细心聆听善“谈”的耿占春教授带来的关于埃及《亡灵书》的解读。讲座在庄严肃穆地齐诵《亡灵书• 亡灵起身，歌唱太阳》中正式开讲。 本场讲座耿占春教授主要围绕《亡灵书》这一历史文本的现代价值意义和在场的听众展开了交流。首先，他就埃及《亡灵书》和其产生时代的古埃及文明做了简要说明。《亡灵书》是古埃及祭司为死去的人作的宗教经文，表达了古埃及人对生命的一种理解——死亡是可逆的，生命是可以轮回重生的，这种观念源于古埃及文明的万物有灵和多神崇拜思想。耿占春教授在《亡灵书》与我国藏族先民的《西藏度亡经》的对比中指出，古埃及文明与我国藏民族文化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二者都存在着一种“神话地理学”。在这些民族地域中，整个自然地理都被神话化、宗教化，理解这些宗教神学观念是走近《亡灵书》的一个门径。 在接下来重点谈及阅读《亡灵书》的现代价值意义时，耿占春教授回顾了个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亡灵书》结缘时一个梦想：做一名中国的古埃及祭司式的诗人。然而在今天看来，《亡灵书》时代的祭司诗人和今天诗人的写作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古埃及祭司诗人想象力的背后有着基于宇宙认知、宗教、法律、权利等共通的民族文化认同，而在现代社会这些民族文化认同物已逐渐淡漠和断裂化，今天诗人的写作依靠的则是个体想象力。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今天读《亡灵书》这类古代的诗篇还有没有意义？有着怎样的意义？是否意味着《亡灵书》已经“博物馆”化？ 耿占春教授带着这一系列诘问从反思现代文明中对死亡问题的回避开始阐发《亡灵书》的现代价值意义。在其看来，现代文明热衷于讨论“生”的问题，讨论死亡则成为一种尴尬。在现代文明中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替代了宗教和神学后，政治经济学的等价交换而非象征交换使死亡、痛苦这些不再创造价值的东西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废弃物和刻意回避的一种现代性体验。而诗歌与艺术则具有慰藉意义，是死亡现代性体验的一副解毒剂，是对令人恐惧的死亡进行象征交换和回收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这正是这些远古的诗篇带给今天的启示，在《亡灵书》中死亡是一种节日和重生的庆典，这很值得在今天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去思考。从另一个维度，在《亡灵书》中对太阳、树木、天空、土地、河水等自然事物给予神的命名和由衷赞美，传达着古埃及人对养育自身自然事物的感恩和崇敬，这造就了这些古代诗篇中非凡的感知力和想象力。耿占春教授认为如果不理解古埃及文化中把整个宇宙论背景放置在人的感知能力背后这一因素，也就无法进入对这些充满审美想象力诗篇的悦读状态。在今天关注着衣食住行的现代人对这些养育我们的自然事物的诗性感知越来越淡漠的境况下，《亡灵书》以一种健康的力量从生存论高度回应了我们现代文明中所缺失的对我们赖以栖身自然事物的感知和恰当描述的能力。最后，耿占春教授引用非洲诗人沃尔科特的话说：“无论如何，诗人最终都会爱上世界的。” 他认为《亡灵书》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意义更在于：让我们重新带着赞美与感恩去感知我们本已淡忘和忽视的生活中的自然事物，像一个诗人一样爱上这个世界，带着诗人一样的敏锐感知去观察体验世间万物，也将收获到世间万物所回赠于人类个体的充盈幸福感。 在听众提问环节，耿占春教授抽出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与现场听众展开互动交流。针对听众问题，他就古文明中的轮回时间观和现代文明中线性时间观的嬗变，以及在概念世界统治下的人的感性经验缺失等问题展开了细致的阐发。

整场讲座耿占春教授娓娓道来，充满着思想的碰撞和机智的交锋，也充满着对人文世界的关照和守护，总体看来讲座更像是一场充满人文关怀的沙龙聚谈。 讲座的最后，主持人杨国良教授向现场听众介绍了耿占春教授的相关著作并代表他向提问的听众赠送了耿占春教授带来的所著书籍：《观察者的幻象》和《沙上的卜辞》数本；同时还预告了东方经典系列讲座下一讲：永利集团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张江南博士主讲《维摩诘经》，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与听众相会。